慌乱？抑或伤心？豆大的雨点噼头盖脸，我感到浑身都在燃烧，手脚不受控制地抖个不停。

    那个下午我和王伟超是在台球厅度过的。

    他不住地骂我发什么神经，又安慰我回去乖乖认错准没事。

    我闷声不响地捣着球，罕见地稳准狠。

    四点多时他又带我去看了会儿录像。

    尽管正门口挂着「未成年人禁入」的牌子，但在粗糙的荧光照耀下，烟雾缭绕中，熠熠生辉的尽是那些年轻而饥渴的眼神。

    录像厅的老板似乎和王伟超很熟，一边热情地打着招呼一边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塞给他一柄带子。

    嘿嘿，九十年代三线小城的破旧录像厅里又能放些什么狗屁玩意呢？当身材粗犷的西方女人带着满身的雪花点尽情地叫着「hyeah」时，当王伟超和往常一样情不自禁地撸起管来的时候，我却第一次感到这些影片索然无味。

    我看着他紧闭着眼睛，比任何一次都要投入地发出那恶心的「噢噢噢」声，我退出椅子就出了录像厅。

    雨一旦落下便没完没了。

    街面上浑浊的积水总让我想到水城威尼斯。

    爷爷的风湿病变得严重，母亲大半时间都呆在隔壁院里。

    我多少松了口气。

    一连几天我和母亲间都没有像样的对话，好几次我尝试着去碰触那双熟悉的眼眸，都半途而废。

    有时候我甚至期待母亲能打骂我一顿，而这好像也是奢望——她对我的唯一态度就是视而不见。

    这让我满腔愤懑，却又焦躁不安。

    晚上躺在床上，我辗转反侧，连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都那么怅然若失。

    而彻夜喧嚣的蛙鸣，更像是催命的鼓点，逼迫我不得不在黎明前的半睡半醒间把这些聒噪者炖了一遍又一遍。

    一天吃晚饭时，奶奶毫无征兆地哭了起来。

    在母亲的轻声安慰下，她像个小孩那样抽泣着说他们都老了，不中用了，但庄稼不能荒啊，地里的水都有半人深了，这可咋整啊？母亲愣了愣，说她一早去看看。

    奶奶直摇头：「你搞不来，六亩地哪块不得剜条沟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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